多米体育【云飞杂记】真菌传之植物病害
多米体育多米体育1935年夏,戴芳澜夫妇启程回国。行前,他们一起到康乃尔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看望老师和同学。横穿北美大陆,又经过月余海上颠簸,戴芳澜夫妇回到上海,然后北上。再回清华,它是名闻全球的高校;他是享有盛誉的教授。他家在清华大学新南院51号。新南院是教授住宅区,一色的西式小洋楼。与戴芳澜毗邻的52号是陈寅恪……
1935年8月,戴芳澜开始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病害组上班。校方本想请他出任农业研究所所长,但他坚辞不就,只任病害组组长。同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中国植物学会第四届年会,他当选会长。农业研究所以研究为主,1937年前,不在学校开设公共课程,也不招收学生。初创时期,农业研究所条件比较简陋,在生物馆开辟三间实验室,其中虫害实验室一间,病害实验室两间。同时,在校内划出一百亩地作为农业研究所农场。清华还以30年为限,租用北平种畜场(实业部中央种畜场北平分场),并购买其畜种与农具。关于研究人员,农业研究所“计划招收各地农学院或大学生物学系毕业生择其资质聪颖性情笃实者若干人,先授以专门之学识与技术,继按实际之需要,予以相当之研究问题,俾得在教师指导之下探求解决之方藉,资养成其独立研究之能力。”基于此项原则,农业研究所陆续招收了数名大学生当助教。虽然实验室“殊嫌太小”,但可以着手科研了。戴芳澜指导周家炽研究小麦密穗病,这是我国首次对细菌性植物病害的研究。周家炽报告这种细菌不能用一般的方法培养,戴芳澜就亲自实验,得到证实后才认可。在戴芳澜的推荐下,周家炽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专业期刊《应用生物学年刊》(ANNALS OF APPLIED BIOLOGY)上,戴芳澜并未署名。
云飞:石榴干腐病是由石榴垫壳孢菌或葡萄座腔菌侵染引起的南方常见病害。主要危害石榴果实,也侵染花蕾、花朵、果台、新梢。采收期病果率10%左右,严重者达60%以上。贮藏期也可造成大量烂果。5月中下旬开始发病,7月中旬进入高峰期,8月下旬停止。周家炽从研究该病菌的周年侵染循环入手,发现石榴干腐病菌在花期和幼果期即可侵染,并具有潜伏侵染的特点,但主要发病时期是在成果期。病菌主要以开败的花和花丝作为跳板从萼筒处侵染发病,后扩大蔓延造成果实腐烂。病菌通过风雨传播,以僵果越冬。周家炽在直径小至1.75厘米的疏果上分离出大量石榴干腐病原菌,并且发现这种疏果可以发病产孢,成为当年再侵染源。
云飞:为了让周家炽能够开展工作,戴芳澜在去美国前,草拟了研究计划,并落实了研究预算。这份“植物病害研究计划”现存于清华大学档案馆,启迪后辈。当时内战未歇,外敌进逼,能够有比较充裕的经费从事研究,实乃幸事。1934年,周家炽等人在北京附近和张家口东南的小五台山进行调查采集工作,记录了河北省63种栽培植物的151种病害,并做了鉴定。
当时河北省定县小麦密穗病严重,该地区还是小麦线虫病发病区。当时国内外对小麦密穗病的报道均未注意到与线虫的关系。周家炽通过试验证明密穗病原细菌只有通过线虫作媒介才能侵染小麦,单纯细菌,即使注射接种也不能引起密穗病。从而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密穗病与线虫的关系,揭示了病原菌——介体——植物寄主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防治密穗病提供了新办法,即通过消灭线虫防治密穗病。
云飞:这个说法至少不全面。植物在生长发育和贮藏运输过程中,由于遭受其它生物的侵染或不利的非生物因素的影响,使它的生长和发育受到显著的阻碍,导致产量降低、品质变劣、甚至死亡的现象,称为植物病害。以上定义指出植物病害的原因(病因),即病原生物或不良环境条件;植物病害的病理程序(病程),即正常的生理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三是指出植物病害的结果,即外观上表现出异常或产生经济损失。病害定义所包括的三个部分,基本上获得植病工作者的公认,将病因限制在病原生物和不良环境条件,由植物自身遗传因素造成的病害则被排除在外。
非生物性病原指引起植物病害的各种不良环境条件。包括各种物理因素与化学因素。如温度、湿度、光照的变化、营养不均衡(大量和微量元素)、空气污染、化学毒害等。各种园艺植物都有其适合的生长发育环境条件,如果超过其适应的范围,植物就会生病。如过高和过低的温度、光照过强或过弱、水分过多或过少、营养物质的不均衡、土壤通气不良、空气中存在有害物质等都会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发育,使植物表现出病态。近年发展起来的设施园艺具有经济效益高和精耕细作程度高的特点,各种不良的物理和化学因素导致非侵染性病害有日益严重的趋向。
侵染性病害的发生仅有病原物和寄主两个因素同时存在,植物也并不一定会发生病害,病害的发生还需要另一个重要因素即环境条件。病害的发生需要病原、寄主和环境条件的协同作用。环境条件可以影响病原物,促进或抑制其生长发育,同时也或可以影响寄主,增强或降低其抗病能力。只有环境条件有利于病原物而不利于寄主时,病害才能发生和发展,反之,若环境条件有利于寄主而不利于病原物时,病害就可能不发生或发展受到抑制。所以,植物病害是病原、寄主植物和特定的环境条件三者配合之下发生的,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称为“病害三角”或“病害三要素”。虽然非侵染性病害与侵染性病害的病原各不相同,但这两类病害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常常相互影响。
按照病原类别划分,植物病害可分为侵染性病害和非侵染性病害两大类。侵染性病害又根据病原物的类别细分为真菌病害、细菌病害、病毒病害、线虫病害和寄生性植物病害等。真菌病害又可再进一步细分为霜霉病、疫病、白粉病、菌核病、锈病、炭疽病等。这种分类方法便于掌握同一类病害的症状特点、发病规律和防治方法。
云飞:好吧,讲故事。中国古代植物病害资料较少,远不如虫害。战国吕不韦及其门客(前239年)的《吕氏春秋·审时篇》中有“先时者,暑雨来至,胕动蚼蛆而多疾”,说的是种得过早的麦子,夏雨没到就发生病虫害。“蚼蛆”是指虫,“多疾”有病害的意思,也有自然因素危害之意。东晋葛洪(304年)的《抱扑子》中有“铜青涂木,入水不腐”,即用氧化铜作木材防腐剂的方法。北魏贾思勰(533年-544年)的《齐民要术·种麻篇》中有:“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并加以注释,连作,“有点叶夭折之患”,说明轮作的重要性。这里所指“点叶夭折”可能是叶斑病与立枯病。南宋《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1149年),“先夏看其年气候早晚寒暖之宜乃下种,则万不失一,若气候尚有寒,尚且从容熟治苗田”,对培育壮秧又提出“欲得根苗壮好,在夫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懂得掌握气候变化规律,适时播种防止烂秧和培育壮秧。元明两代,中国对外交流频繁。元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到中国的游记(1254~1324)中提到韩彦直的《橘录》(1178年),书中有“去病”部分,专谈柑桔病虫害的防治,其原文为:“木之病有二,藓与蠹是也。树稍久,则枝干之上苔藓生焉,一不去则蔓衍日滋。木之膏液荫藓而不及木,故枝干老而枯。善圃者用铁器时刮去之,删其繁枝之不能华实者,以通风日,以长新枝。木间时有蛀屑流出,则有虫蠹之。相视其穴,以物钩索之,到虫无所容,乃以真杉作钉窒其处。不然则木心受病,日以枝叶自凋,异时作实,瓣间亦有虫食。柑橘每先时而黄者,皆其受病于中,治之以早乃可。”《橘录》在“收藏”部分中说“采藏之日,先净扫一室,密糊之,勿使风入,布稻稿其间,堆柑橘於地上,屏远酒气,旬日一翻拣之,遇微损谓之点柑,即拣出,否则侵损附近者,屡汰去之”。这是谈腐烂的柑橘会传染别的橘子。这里摘录《橘录》中的详细内容,主要表明作者从调查、观察和询问得到的结论,是科学的;而《橘录》发表的时间早于国外确定病原生物学说七百多年。1981年,英国发表的植物病理发展史引用中国唯一的资料也是《橘录》,但过于简单,并且提出所指病害的病原物可能是真菌。事实上,《橘录》中所指病害的病原物是苔藓,还可能包括地衣,至于所述的虫害显然是指天牛。从《橘录》中提出的病害与虫害的区别,可能是中国首次确定植物病害概念,时间大致是在南宋时代。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稻灾》(1637年),说的可能是稻瘟病,还提出“祟在种内,反怨鬼神”有破除迷信的思想。徐光启撰《农政全书》(1639年),记载了播种期与棉病的关系,并介绍适当推迟播种的防病措施。《沈氏农书》(成书约在崇祯末年)中有对桑萎缩病的观察:“设有癃桑,即番去之,不可爱惜,使其缠染,皆缘剪时刀上传过”。所谓癃桑,即桑萎缩病。当时已知此病能随剪刀切口传染,病桑应即番去之,断不可留。清朝农书中出现有关病害的记载较多。方观承命人编制的《棉花图》(1765年)中说:“种选青黑核,冬月收而曝之,清明后淘取坚实者,沃以沸汤,俟其泠,和以柴灰种之”,说明用综合处理棉籽方法,有杀菌和催芽的效果。祁藻的《马首农言》(1836年)中有关“五谷病”的内容,所列各种病主要为栽培技术不良或旱涝引起,也包括“灰鼠”、“霉”、“老谷穗”等病害,对作物生长不正常的症状均称之为病,对病害的认识尚无传染的概念。冯撰的《区田试种实验图说》(1908年)里有“预防霉病传染说”一篇,对麦、玉米、高粱黑穗病和谷的“糠谷老”(即粟白发病)症状有描述多米体育,提出用黑矾可除此发霉之病。至于清末书刊中所提到的一些植物病害,大都是介绍国外的材料,其中如:光绪28年(1902年)《农话》详细描述稻瘟病症状后指出,此病又名“稻热病”,并详细分析病因和提出四项预防方法。书中所载麦黑粉病,不仅观察到症状、传染途径,并谈到“农家如见到麦穗之中生有黑粉,急宜拔去烧之,不使黑粉飞散,然后可免此害”。光绪29年(1903年)《抚郡农产考略》也提到稻热病等病害的防治法;还阐明麦黑粉病的病原,“此黑粉为麦奴之孢子,即霉菌之种子”,主张拔而烧之。光绪32年(1906年)《东方杂志》3卷10期对麦类黑穗病的侵染过程已有详细的描述,所提防治方法中已出现温汤浸种。据说,法国真菌学家米亚尔代关于波尔多液防病的报告,也是经由该刊首先介绍到国内的。
中国植物病理学研究和高等教育起步于20世纪初。1910年京师大学堂农科聘外教讲授植物病理学。中国植物病理学研究工作始于1913年,当时北京农商部中央农业试验场成立植物病虫害科,由章祖纯主事。初创阶段的研究工作,大多为病害调查研究和病原线年章祖纯发表的“北京附近发生最盛之植物病害调查表”,为中国自志作物病害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同年,邹秉文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植物病理学回国,被聘为金陵大学农科植物病理学教授。1918年,东南大学农科开设植物病理学课程,1923年成立植物病虫害系,植物病害由戴芳澜主持。
在防治植物病害的前提下,为了鉴定病原菌,同时为我国真菌学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戴芳澜开始着手编写《中国真菌名录》。用了近两年时间,他编写了第一部分(藻状菌)和第二部分(子囊菌、担子菌、半知菌及寄主索引),以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病害组的名义印刷出版。刊登这个名录的《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在“七七事变”前夕出版。由于战乱,存世只有十数册。